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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飛的蹭鞋氈

《飛氈》是西西一九九五年底完成的一部長篇力作，是她的「肥土鎮故事」的延續。

肥土鎮，以及以前的飛土鎮、浮城，都指涉香港，講的是香港的故事。然而，西西這一部幾十萬字的巨構，卻沒有寫成一部結構嚴謹、脈絡明晰、「詩史式」的香港總體想像。《飛氈》的故事雖然環繞花順記一家展開，花家的故事實在也非常引人入勝，可它卻不是花順記的家族歷史。西西的敘事是綴段式的，每段一千幾百字，起一個古怪有趣的標題，段與段之間沒有嚴謹、必然的邏輯關係，故事情節中間加插各種各樣的知識，以及地水南音等民間藝術、打小人等民間信仰的描摹，大排檔等城市景觀的狀寫，十足一張百衲被，又像一部翔實的地方誌，包羅萬有的百科全書。把這種左插右穿的脫軌敘事放在當下流行的有關香港的大論述脈絡裡看，西西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敘事模式，其意義便不僅僅在於打破既定的文類疆界，以及重新詮釋小說與現實的關係等後學熟語，也不止是她一貫「後現代」風格的再三表演。相對於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誠懇史詩巨製，以及來自中原的宏大論述總體想像，西西刻意的「斷簡殘篇」自有一種頡頏意味，更加貼近零碎卻更紛繁的民間記憶，別有一番（後）殖民景致，也許更貼近對未來焦慮不安的香港人生活面貌與意識形態。

本土定位

西西是一位本土意識強烈的作家，這在她的《我城》（1975）中已早見端倪，書名已毫不含糊顯示西西對「這城」的認同，儘管《我城》中仍可看到糾纏的中國情結，然而，城中的年輕人終於喊出「我喜歡這城市」的坦率感情宣告，相對於上一代人視這城為暫居地，他們已完全立足這城，以這裡為家。

本土意識與中國情結糾纏一氣是許多西西這一代作家的共有特徵。六十年代他們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孕育下成長，深受《周報》的民族主義薰陶，對中國文化由衷的愛慕，對中國有一份理所當然的感情與認同。然而，他們畢竟在香港成長，對這地方自是多了一分長於斯的憂戚與共。尤其九七警號響起後，更迫使他們重新思索個人以至香港的身分與定位。西西的作品最能印證這樣的時代變遷。她七十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最能體現她的民族感情，並對國內一般人的關懷與同命感，然而一直穿插在其中而且越來越強烈的是對本土的關懷與重視。《我城》的立足本土已如前述，往後更有好些篇章直接寫香港的前途，反省香港人的身分，對這城表達至深厚的關愛：〈玻璃鞋〉(1980) 即因九七年限有感而作，比中英雙方談判香港前途更早；〈南蠻〉(1981) 則思考中國人的身分，反省中原與邊陲的定位；〈肥土鎮的故事〉(1982) 影射香港的繁榮盛衰，給香港編派一個神話傳說的起源；〈鎮咒〉(1985) 懷育美麗幻想，希望護鎮的咒語永遠守護肥土鎮；〈浮城誌異〉(1986) 借畫起興，以浮城意象重申香港位置，並不隸屬任何強大勢力(政權)；〈肥土鎮灰闌記〉(1986) 更借五歲壽郎質疑包公斷案，抗議香港的發言權被粗暴剝奪。似乎越接近九七，西西的本土定位便越明確。

《飛氈》沒有否定香港與中國（巨龍國）不絕如縷的關係，對兩地之間的文化、地理、人口構成等關係沒有刻意迴避，然而，比起本地人的生活工作、婚姻嫁娶、快樂憂愁等描寫，並與世界其他地區番人交往的記述，與巨龍國的關係便顯得毫不起眼，正如小說所言：肥土區因為海灣地勢，造成特殊的方向感──「偏重東西，輕略南北。」

回顧西西作品中家國感情與本土意識二者的強弱消長，實在可以窺見文化身分與政治現實的微妙互動，她在《飛氈》〈重建消逝的生活〉一節也提到這種文化身分的流動性。當國家民族已經變成無往不利的商品，毋容置疑的神話，其殺傷力不亞於帝國侵略，西西大概太清楚這一種霸權的危險，因此拒絕為它塗脂抹粉。

當人人都在為香港「追本溯源」，認祖歸宗的時候，《飛氈》卻另有一種有關源頭之說。她描述肥土鎮由最初的荒島，到後來漸漸有附近島嶼大陸的人因各種原因離開原居地，遷來這裡「重建新的家園」，他們在肥土鎮是「從時間零開始，也從空間零開始」，種田的種田，打魚的打魚。肥土鎮是由這些「兩手空空，用氣力來討生活」的貧窮人家開拓的，並不屬於巨龍國，也不屬於番人政府，番人政府出現之前，土地都屬於農民，「有了政府，肥土鎮的土地都屬於政府。」為了促進庫房收入，政府拍賣土地，「投得土地的幾乎都是洋人」。西西淡淡的道來，卻扎實地質疑了現代的國家(nation-state)觀念，也揭示了殖民者的侵略暴力。

另類鴉片戰爭

和香港最有關係的帝國侵略暴力是鴉片。「一切從鴉片戰爭開始」是主流香港史的書寫藍圖。《飛氈》中鴉片的毒害由葉重生的乳娘道來，也由乳娘的家族來反抗。她告訴葉重生她以前的有錢老闆全家上下都抽菸，抽得很瘦很難看，抽得傾家蕩產，「這種菸害人不淺，番鬼沒安得好心。」（94）官方大歷史寫（喪權辱國的）鴉片戰爭，暴露帝國主義者的猙獰；西西的反擊帝國主義戰鬥則由乳娘當海盜的祖父母來進行：

「我的祖父母劫的是番船，許多番船運來有毒的芙蓉菸，賺許多錢害死許多人。祖父母找到船上的菸，都拋到海裡，或者搬上岸燒掉。」（111-12）

官方歷史寫鴉片戰爭以國家朝廷為中心，寫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寫朝廷腐敗無能；西西卻從民間角度出發，寫肥土鎮沿海俠盜怎樣保護自己的家園（也間接保衛了國家）。西西在《時間的話題》裡一篇和何福仁的對談中，詳細談到地方縣志等史料中有關南中國海海盜出沒的記載，在小說裡便乾脆把反帝國侵略的任務分派給這些海盜。她挪用史料與民間記憶，在小說裡描寫了另類「鴉片戰爭」，不僅抗拒官方歷史的單一觀點，開拓了另一種書寫歷史的空間，也保存（創造）了民間反抗的記憶，在虛虛實實的敘事中對帝國殖民者作出反擊。

烏托邦與蹭鞋氈

西西在「烏托邦之旅」一節末後表示「烏托邦原來就在肥土鎮」，然而肥土鎮真是烏托邦嗎？這烏托邦又是以怎樣的具體面貌呈現？是否真如論者所說，這烏托邦的理想最終把現實中的種種傷害、剝奪、強制，塗抹而成一幅沒有掙扎、鬥爭、矛盾與衝突的圖像？《飛氈》的確飽含西西對香港的良好願望，這種願望建基於互相尊重的和諧人際關係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國籍，不同的生活習慣，不同季候年代的移民，共同生活。但願鎮長久，千里共嬋娟。」（483）小說中的確充滿了好人好事，這是西西的寄托所在。她並沒有把肥土鎮「美化」為一個沒有掙扎與衝突的地方，也沒有把一切都歸咎於殖民罪惡，或者簡化為階級矛盾。她以輕鬆幽默的手法批評肥土鎮的各種大小問題，包括科層人員不稱職、選舉漏洞、傳統上的男女不平等、工作上的性別和年齡歧視，還有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工人失業、外勞問題、勞資糾紛、樓價高企等，這些問題穿插於整部《飛氈》中，並不像在一般小說敘事中只是故事的背景，而是小說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這些問題最終沒有輕易的獲得解決，也沒有因肥土鎮人頑強的生存意志而變得「事過境遷」。

西西在〈說氈──序〉中曾清楚表明這機緣巧合會飛翔的氈，本來是一幅蹭鞋氈。這段話實在最能說明西西對香港的看法：基於客觀現實，香港無法脫離大陸，它本來就微不足道低賤如蹭鞋氈，可是這蹭鞋氈對於中國卻又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可小覷。這不啻是一番不降不卑的本土宣言。可是西西對於這塊因緣際會已經飛翔的蹭鞋氈不無憂慮，故事到了尾聲，上天派到肥土鎮報平安訊息的天使竟然忘記了訊息，而胡嘉朦朦朧朧的坐上飛氈俯視肥土鎮，懷疑「這傳說是飛來的土地，水中浮出來的土地，龜背上的土地。將來，會回到水中淹沒，還是默默地繼續優悠地浮游，安定而繁榮？」（508）

這題旨上的憂慮到最後竟也變成書寫的憂慮。花一花二創造的神奇藥糖，本想醫治花艷顏的夢遊症，可是藥糖的魔力卻使她整個人漸漸在講故事的人眼前點點滴滴地隱退，「再過一些日子，敘事者努力追索、重溯的人物都一個一個隱沒……寫故事的人無可奈何，不知道有甚麼方法才可以把他們留住。他們都像斷了線的風箏，飄遠、隱退，最後消失了，也自由了。」（512）不但人類受傳染，連昆蟲、動物、街道、店鋪、狐仙、神祇，無一不受影響，「敘事者奔跑、追逐、記錄、拍攝、描繪、捕捉，都無法把一切掌握。」最後地圖變成白紙，錄影帶只剩下「雪花」（按：影像模糊），「寫故事的人的桌上，只剩下空白的書頁。」不僅現實生活中「五十年不變」的繁華夢把握不住，要以文字重構再現歷史，最後也只得連同想像沒入虛無。

這一種主觀願望與書寫的徒勞之間的張力，使《飛氈》展現了更深廣的層次，已經超出了後殖民論述重構歷史的宏偉視景，充分顯示了西西作為小說家的自知之明，她對書寫限制的自覺，使《飛氈》變得更溫厚可親，姑勿論人物是否真的自由，讀者是否可以自由詮釋作品，作者的「自我去勢」告白，在種種論述霸權之中，益顯得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