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個陌生男子的電郵，一個叫jack的人寄信給我，我以為我的姻緣到了。他要求我給他一個gmail信箱，卻是寄去我的yahoo信箱。我覺得奇怪，正要回信去問他怎麼知道我有gmail，可是一按回覆，游標就自動不停的給我打星星，換到哪兒都一樣滿天星，不想要也不行。這我才知道，這是病毒郵件！我從來沒有因郵件中毒過，不認識的人寄來的奇怪信件我一概直接刪除，可是，gmail卻讓我失守了。
本來還想要不要在台上公開gmail邀請，現在只好免了。有gmail的人也要小心喔－－姻緣，不會這樣就來的啦，別像我那樣天真。（什麼？這叫發花癡？拜托，不要說那麼白不可以喔？）
六月 寫於 April 26, 2005 11:16 PM [胡說]∣大家說(3)∣引用(0)真的嗎？你真的點進來了嗎？我就知道，這樣的題目，不管帥哥抑或美女，一定都會被吸進來的，對啦對啦，帥哥美女就是你啦～可惜MT沒法看到每篇的點閱率，不然我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這篇最高，哈哈哈～
我知道，這樣的玩笑真有點無聊，可想而知，我最近真的無聊透頂了，夜以繼日地把自己賣給毫無效益的工作，花的時間和心血不見得有用，喜歡的擠不出半滴時間做，真是見鬼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瞎攪和一下。何況，最近這裡的文章都又長又臭，連我自己都有點受不了。現實生活已經如此不堪，這個我珍愛的私人空間，一定要讓它活絡一點。
然後，真是要給帥哥看美女的啦！
前幾天帶姪女兒去看寶兒的親子台，有心讓她看看也畫畫寫日記的小朋友，希望她找回來畫畫寫字的熱情和信心。她小時候很愛畫（我想每個小朋友都這樣），筆下的人和物都充滿趣味和創意，充滿快樂和自信。上了小學，她還是畫的很高興，可是畫裡好像已漸漸少了創意和自信。她似乎也覺得每天寫的學習日誌是個負擔，拒絕想像。這是我一直對學校教育最感困惑的地方。於是自覺的時候，便盡量讓她隨意一些。結果她看小朋友的畫和文字看的好有興味，臨時起意也給她開了個新聞台，還一鼓作氣把照片整理放到flickr上，如今我又多了一個逃離現實的好出口了，呵～
這個小美人是我們全家的寶。我媽媽帶她的六年，她是我們生活的重心，維繫了幾代人的關係。以前我們一年上不了一次茶樓，以前總只有我跟妹妹去養老院看奶奶，因為她，我們有了最好的理由一個月兩次把奶奶從養老院接出來上茶樓見面。弟弟在家裡沉默寡言，可是對她總是自然就流露童真和溫柔。我妹和我媽更不必說。她三歲的時候急病進醫院，看著病懨懨的她，媽媽和妹妹不知哭紅了眼睛多少次。我弟妹一直沒有在人前流露吃醋的神色，的確要有非常寬廣的胸懷。
家裡她和我不算最親，可是我們之間卻有不為人知的秘密。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救了我一命。她出生的時候我正為非常荒謬的現實折磨，夜裡在宿舍怕隔壁同學耳尖，咬著指頭吞聲痛哭，白天無法逃離刑場，於是打電話回家，靠幾個月大的她的牙牙學語止痛，憑藉她的格格笑聲，我才可以勉力相信，生活仍有歡愉。那一段鬼魅的日子我走過來了，沒有人知道是靠她引路。
兩年前潮濕多雨的春天，我正被我的愛人痛恨著。走在繁花將盡的路上，我牽著她的小手跟她說，我的好朋友不理我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個落英繽紛的黃昏，她是如何一本正經的晃著小腦袋，認真的為我想出一個又一個和好如初的計謀。
六月 寫於 April 16, 2005 8:55 AM [家常]∣大家說(18)∣引用(0)
傅柯一九六一年向《世界報》一位採訪記者談到《癲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1)一書時說：
癲狂只存在於社會之中；在那些隔離它的善感性(sensibility)形式之外，在那些驅逐它或捕獲它的嫌惡形式之外，它是不存在的。由此人們可以說，從中世紀起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癲狂在社會範圍內是作為一種審美的和世俗的事實而存在的；然後，在十七世紀，從出現禁閉（狂人）的做法開始，癲狂便經歷了一個沉寂的、被排斥的時期。它在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時代曾具有表現和啟示真實的功能（例如，馬克白夫人在變瘋的時候開始道出真言），可在這時它已失去了這一功能，就成了可笑的、虛妄的病態。最後到了二十世紀，人們則對癲狂採取了一種武斷的態度，把它化約為和世界的真實相連的一種自然現象。從這種實證主義的解釋中，既產生了由全部精神病學向狂人所展示的那種荒謬的慈善，又產生人們在奈伐爾和亞爾多的詩人所看到的那種抒情的抗議。這種抗議，體現了這樣一種嘗試，它力圖使癲狂體驗為禁閉所壓抑的深刻意義和啟示力量獲得解放。(2)這的確是對該書一個非常概括的介紹，並且點出了其中的關鍵處：「癲狂」(madness)此一概念的社會性，以及他在書中所處理的歷史時空。
在寫作《癲狂與文明》之前，傅柯曾於1954年出版過一部小書：《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書中涉及了他在《癲狂與文明》中詳細闡述的多個主題，雖然其中不無轉變處。(3)其中一個明顯的分別，即在《精神疾病與心理學》中，他視癲狂為一個持續的現象；在《癲狂與文明》裏，癲狂已成為一個斷裂、多義、武斷的社會關係職能，正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傅柯從來沒有界定癲狂，癲狂不是知識的對象，其歷史必須被重新發現；相反，我們可以說癲狂不是別的，它是知識本身：癲狂並非一種疾病，它是一個因應不同時代而變的多元性(heterogenous)意義。傅柯只把癲狂看為一種功能性現實。」(4)
為了追蹤這一變化多端的概念演變的軌跡，傅柯檢視了社會、政治、經濟、哲學、藝術、文學，以及醫學等資料，以期理清癲狂一詞的定義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演變。他把這段時間分做三個時期：中古時代末期（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主義時期（即理性主義時期）、十九世紀迄今。他發現每一個時期癲狂的定義都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型態、文化模式，以至經濟活動、政治結構，人們對瘋人的處置也因之而異。
中古時代末期，傅柯集中討論文化藝術作品，縷述它們對癲狂的描畫。他發現「癲狂」一詞在這時期頗有曖昧之處：瘋人雖然有別於常人，但並未被視為一種疾病；瘋人常成為取笑揶揄的對象，然而卻沒有被鄙視，反而往往會被認為是上邀天寵的一群，可以和常人以外的世界接觸，以天真的眼光，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能言。他們的瘋言瘋語有時會被視為充滿智慧的說話，瘋癲比理性更接近快樂、真理，比理性更接近理性。譬如在滑稽戲、悲劇或繪畫裏，他們往往不僅僅是揶揄取樂的對象，更是「真理衛道之士」，用毫無理性的瘋言瘋語，道出了存在的虛無，（MC, 14）癲狂簡直是一個令人迷惑的形象。相對於以後的時代，這的確是傅柯心中癲狂的「黃金時期」。
當然，傅柯不會把問題看得如此簡單，在文藝復興時期，癲狂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經驗。一方面它是世界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它又如麻瘋病一樣，常常被摒棄於社會之外，「愚人船」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愚人船雖是布蘭特(Brant)以及博什(Bosch)等人筆下的作品，但傅柯指出，它確實也存在過，瘋人被裝上愚人船，駛向躁動不安的大海，不可知的未來，去尋找他們失落了的理性，探索人類的過失，進行一次儀典性的「奧德賽之旅」。
十六世紀中葉（古典主義時期），傅柯將焦點自文學藝術轉移到政府政策、社會經濟、醫學發展、瘋子的悲慘待遇等「現實」問題上，指出此間「癲狂」一詞產生了很大的轉變：「文藝復興時期解放了癲狂的聲音，馴服了其暴烈的性格，但由於一股奇怪的力量，古典主義時期卻把這聲音壓抑下去甚至消滅了。」（MC, 38）這股奇怪的力量名為「理性」。在理性的「光照」下，瘋人不再是上邀天寵的特殊階級，他們異於常人的行為不但被視為一種病態，會危害社會秩序，因此必須被隔離；而且更是一種心智的失常，所謂心智，同時指精神和靈魂，因此，癲狂便有道德缺失的含義。瘋人被界定為「非理性者」，傅柯指出他們的存在其實非常重要，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我們對「理性文明」的肯定，端賴把他們排除於社會之外，使他們有別於我們，「理性」是在「非理性」的映襯底下方成立的。人對「自我」的肯定，乃建立在排斥「他者」之上。傅柯似乎在暗示，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人類總要找代罪羔羊，以便將一切已知未知的恐懼與過錯推到他們身上，讓他們承受天譴，讓他們的受苦與犧牲換取人類整體心靈的平安。中世紀的代罪羔羊是痲瘋病人，他們被視為危險和邪惡的，身體上的痛苦是上帝的懲罰。人們將他們隔離出來，置於城市的邊沿，在荒無人煙的曠野，一方面遠離民居，一方面又在一定的監察範圍。可是由於長期的隔離，麻瘋病漸漸消聲暱跡，代罪羔羊的空缺亟待填補。於是，瘋子成為古典主義時期的「新羊羔」，填補了痲瘋病人的空缺。瘋子、窮人、和罪犯被囚禁在一起，填滿了昔日的痲瘋病院。
傅柯以一六五六年「巴黎綜合醫院」的建立為癲狂史步入理性時期的正式開始。這年法國國王頒佈法令，規定所有窮人，「不論性別、年齡、籍貫、教養出身，無論身處何種狀況：身體健全的還是傷殘的，有病的還是正在康復的，可治癒的或不可治癒的」，都有吃、穿、住和被「集體照管」的權利。（MC, 39）乍聽起來，這不啻冠冕堂皇的人權宣言，至少也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大進步。然而當我們知道，受命的官員「對住在總醫院內外所有巴黎的窮人擁有一切權威，包括指揮、行政管理、商業、刑警、裁決、管教和懲罰等所有權力」的時候，（MC, 40）便馬上發現這只是一次權力的行使，是君王權力和資產階級秩序的又一次體現，目的在於監管而不是真正的照顧。傅柯把這種「改革」與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情況聯繫起來，指出當時出現了一種對貧窮和援助責任的新意識，對失業和賦閒等經濟問題的新的反應方式，一種新的工作道德：勞動被視為道德和必要的，遊閒和行乞卻對社會構成危險，因此，「他們被照管起來，費用由國家承擔，而他們則要以個人自由作為代價。他們和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心照不宣的義務制度：他們有溫飽的權利，但必須接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禁閉壓抑。」（MC, 46-7）傅柯名之為「大拘禁」(Great Confinement)。這樣把瘋人和罪犯、流氓、窮人都監禁在一起，以現代人「細緻的」、「科學的」分類學眼光來看，這實在不可思義。然而，這恰恰反映了理性主義時期的意識形態：一切「危害」到「社會秩序」（誰的社會？誰的秩序？）、違反「社會規範」的人或事，都必須被摒除於社會之外。傅柯更從當時社會的經濟情況，指出大拘禁是對應十七世紀遍及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的對策之一，它起碼暫時紓緩了失業者對社會秩序構成的威脅。
然而，在社會經濟好轉的時候，大拘禁又有另外一種作用：它不單拘禁無業遊民，更為他們安排工作，使他們為整體繁榮作出貢獻。因此，大拘禁的雙重作用非常清楚：一方面它為經濟繁榮薪金高企的時期提供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在社會失業率高的時候，重新吸納遊手好閒者，保障社會免受動蕩不安所困擾。貧窮一時被視為社會腐化的象徵，危害社會的因素；一時願意低工資工作的窮人又搖身一變成為國家潛在的財富。傅柯以經濟和社會壓力解釋國家對個人的行政控制，比之他以後對權力與知識之間複雜運作的看法，這樣的因果關係未免過於直率簡單，然而，他對社會表象背後的意識形態的敏銳與挖掘，卻是始終如一的。
十九世紀病理學家威廉‧圖克(William Tuke)和菲力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把癲狂史帶進另一個新紀元。他們一直被譽為首先提倡給與精神病者人道、開明的待遇。圖克在英國約克郡建立的一所瘋人院，以其田園式的環境和不對病人加以身體的約束而聞名於世；畢內爾也在法國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解除了比塞特瘋人院對病人的肉體束縛，他甚至認為「這些瘋子之所以不好對付，完全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空氣和自由。」（MC, 242）然而，傅柯卻指出，這些看似進步的改革，其實是另一種社會控制：正因為他們的革新，癲狂才被囚禁在一個道德世界裏。（MC, 269）圖克一意在病人中推行道德改革，一面向他們灌輸宗教教義，一面嚴密監視他們。他強調病人須對自己的疾病負責，透過誘導他對自己進行觀察和懲罰，達到治療的目的。在傅柯看來，圖克只不過是用「被窒息了的責任苦惱」，取代了「自由自在的癲狂恐怖」。（MC, 247）皮內爾則認為要醫治精神病人，必須要使他們明白他已經越出了人類普遍的倫理範疇，並透過一系列重新訓練、糾正意識、監督身體和心理的賞罰制度，使他們重新遵循社會規則。然而，傅柯認為這「並不是非理性獲得了解放，而是癲狂從此將受到長期的控制」（MC, 252），瘋子的身體不受約束了，因為現在剩下的只有「一種馴服的動物性」。吊詭的是，昔日的囚牢、鎖鏈、無休止的悲慘遭遇和挖苦嘲諷，恰恰是精神病患者自由的所在：被鎖住的瘋子，誰也不能把他從他的直覺真實中拉出來。然而，一旦鎖鏈被拿走了，瘋子尋且被納入某種道德體系中，被迫接受它，被囚禁在自己良心的牢籠裏，從此成為自己的囚犯，時刻以為自己有越界的行為而自責，為別人厭棄自己而自慚形穢。「罪過被轉移到[瘋子]內心裏來了」（MC, 261），這實在比關在肉身的囚牢、被鎖鏈拴起來還要不自由，這是無盡期的監視與審判：瘋人院集警察、行政管理、刑罰與道德良心於一身，生命中任何形式的譖越都變成一種社會罪行，要受到監察、咒詛和懲罰，病人永遠處於一種內疚與懊悔的心理狀態之中。瘋人院其實並不是設想中一個觀察、診斷、治療的自由境地，而是一個集指控、裁決、判罪的審訊之地。除非通過這種永恆的懺悔，病人永遠無法獲得解脫。（MC, 269）沒有了肉體的折磨，卻換來了永恆的良心責備。恐懼不再來自監獄的大門，卻來自良心的烙印。（MC, 247）
醫學的發展使癲狂的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然而，無論是英國圖克的強調病人須對自己的疾病負責，抑或法國皮內爾的悔罪與訓誡制度，現代醫學透過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透過越來越細緻、精密的知識分類與運作，把癲狂放在診症室內、放在病床上、甚至放在顯微鏡下加以診斷、分析，瘋人成為醫學研究的對象，成為知識、權力的客體，正常人透過把瘋人完全客體化對之進行監管、隔離，將他納入一套理性社會制定的癲狂話語當中，讓癲狂成為永恆的他者，反照出理性的價值與意義。
人作為主體、被當成客體、懲罰和監視的關係，加上已隱見雛形的對權力的理解──這些主題都成為傅柯日後研究的核心，可以說，他對瘋癲史的追蹤和分析，墊定了他日後研究的基礎。
當喬治‧岡吉朗被索邦大學指派對傅柯的論文做一些整理以便出版時，他在正式評議報告中說，該文的每一頁都令人「吃驚」，而最叫他感到驚訝的，莫過於整本書的核心命題：癲狂是一種「虛構」，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物學事實。這命題的涵義足以令人發懵：因為如果傅柯是對的，則「以往每一部有關現代精神病學的起源的歷史都完了，都要被一種不合時宜的幻想所糟蹋了，這種幻想認為癲狂是原已賦與人類的東西。」(5)岡吉朗同意關於癲狂的科學概念發展，不能同社會倫理的歷史分割開來，然而，傅柯對科學和現代醫學作用的看法卻叫他忐忑不安。於是為了平衡這一種矛盾，他辯稱傅柯書中所描述的實際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藝術家和思想家的生活、言論和作品所賦有的哲學價值，這些藝術家、思想家習慣上都被稱為「瘋子」。傅柯自己在196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把「精神病」和「瘋癲狂」區分開來，稱它們為「兩種結構不同的事物，但自十七世紀起就被人們相提並論而且混為一談了」。(6)這樣的區分實在饒有意義，出自傅柯本人的手筆則更引人深思。這一種「科學的」分類學方法，不正正是傅柯的著述所要指陳的，人類發明用以掌握、馴服、管理世界的一套規則嗎？無論是十七世紀從理性的角度將精神病與癲狂混為一談，一併關進瘋人院也好；或者是現代醫學把精神病歸入「管理日益完善的技術領域」，讓癲狂和文學建立起一種新的親緣關係、不再視之為病態也好，兩者其實同樣是對「非理性者」的一種監管手段，分類越細密，只不過意味監管越嚴謹，可以轉動的空間更小而已。精神病者因為生理毛病行為出現異常，藝術家因為秉賦表現癲狂，然而兩者相對於「正常人」而言都是「他者」。於是前者被關進精神病院，由醫生護士以各種藥物與治療方法「控制」其病情，以一套嚴格規定的標準監察其行為，評定其康復情況，判斷他是否可以出院，對其他人有沒有危險，出院後要定時吃藥、覆診，確保他對正常人沒有構成威脅（藥物其實是要確保他維持在一種癡癡呆呆的狀態）；後者則被圈定在文學的世界裏，任他瘋言瘋語，胡思亂想，無論這些對「現實」有何種指涉，只要將之品定為藝術的想像與虛構，則任何的指涉意圖或具體批評都變得軟弱無力，無關宏旨了。
正因這樣一種對文學與藝術的理解，《癲狂與文明》文學化的風格，註定成為此書最令人不安之處。在傅柯的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上，亨利‧古葉(Henri Gouhier)就明白的批評作者「用比喻思考」，「用神話學的概念」和各種虛構的人物展示癲狂的體驗，「正是這些具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導致了對歷史的一種形而上學的入侵，並從某種方式把敘述變成了史詩，把歷史變成了寓意劇，把某種哲學變成了活生生的東西。」(7)這裏充份顯示傳統歷史學者與傅柯的分歧：傳統歷史學者堅持歷史必須建立在「客觀的史料」之上，歷史書寫必須排除主觀的感性成份，盡量保持客觀中立，以冷靜的筆觸分析、記錄歷史事件。文學、哲學、藝術等都涉及主觀色彩以至虛構事件，頂多只能作為補充說明，不能成為史學的基礎。然而，傅柯對歷史以至所有人文科學、知識的看法，正與此背道而馳。所謂「客觀性」、「中立」、「不涉價值判斷」(value free)，對於傅柯來說根本並不存在，人類知識發展的歷史正是人的意識、價值取向、權力、利益等具體運作的過程，歷史──譬如癲狂史──是社會上種種權力關係討價還價的產物。因此，文學作品在這一層意義上來說，並不比歷史記載更加主觀，相反，文學作品與客觀世界所保持的距離，所擁有的想像空間與自由，有時可能使它更能夠說明問題。事實上，他把癲狂界定為一種「體驗」，而這種體驗難以用純理性的語言描述，反而在西方偉大的藝術品中，人仍然可以感受到癲狂與理性之間的某種交流。因此他認為表達這種體驗所需要的，不是學識，也肯定不是理性的推論（因為這會使極限體驗失去它的悲劇力量），而是藝術技巧，他認為我們「必須豎起耳朵，俯身湊近世界的這種喃喃低語，努力領悟那許多從未變成詩的意象，以及同樣多的從未達到覺醒狀態的幻覺。」(8)這正是傅柯在他的著作裏大量引用文學藝術作品的原因。
傅柯沒有採用枯燥的論說文體，他深邃的思想與複雜的理論不是通過抽象的思維辯論闡明的，乃是通過種種令人難以忘懷的具體形象、用想像豐富的文學語言暗示出來，像愚人船、瘋人院、歇斯底里的瘋人、權威的醫生，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醫治方法......，這些形象往往比一頁又一頁繁瑣的資料排比與分析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然而，也正因為這種種豐富的形象，這才氣橫溢的筆法，有時會令讀者迷失在他迂迴曲折的細膩描寫當中。這正是傅柯的風格吊詭之處，也是讀他的著作的困難所在。
論者對傅柯的理論另一個較關鍵的批評，是他把癲狂視為一種超越的真理(transcendental truth)，認為各種有關癲狂的歷史語言都把這種超越時間的真理給掩蓋了，我們只能夠在文學或藝術的領域一點一滴的窺見它。(9)德雷福斯(Dreyfus)及拉比諾(Rabinow)也說：「只要稍微改動一下內容，以『上帝的說話』取代『癲狂』，就可以把傅柯對詮釋學（他稱之為注解）的批評應用於他自己的見解上：癲狂是一種深層的秘密體驗，被理性和話語偽裝起來，但卻是一種人類共有的人性體驗。」(10)一直以來，傅柯力圖證明並沒有這樣的經驗，沒有這樣的人性要素可以藉由分析反映出來，一切都是社會關係的建構；然而，《癲狂與文明》中的癲狂卻似乎正正是這樣的一個類別。問題不僅僅在於他處理藝術作品的態度，而在於整個處理癲狂的計劃。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更批評謂根本無法談論癲狂，因為我們必然被迫使用一套與癲狂相對立的理性語言及邏緝。(11)這似乎是所有論述的困局，我們同樣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批評德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因為無論它的自省如何敏銳，在它瓦解其他中心、解構主流理論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在建立另一個學術霸權，另一個權力核心。
沒有客觀的知識或超越的真理，是傅柯對尼采的繼承，尼采認為人類在事物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只是人賦與事物的，所有知識都是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表達。所謂真理只不過是一種建構，我們說某一種知識、言論、發現等是真理／真實的，只不過是說它符合一套由權威制定的標準而已，無論這套標準如何嚴謹，貌似客觀，它也只不過是人為的論述而已，論述隨時代而改變，因此根本無永恆的真理可言。《癲狂與文明》整個理論架構其實正要說明這一點，可惜傅柯對癲狂經驗的過度推崇，使他的整個計劃功敗垂成。這要等到他後來對知識、權力等概念有更深入的探討，這理論的缺失才得以修正。
論者每每以《癲狂與文明》連繫於傅柯的其他著作。紓爾維頓(Sheridan)認為此書是傅柯著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不僅和他以前的著作很不相同，也和他的時代和文化有很大的斷裂，並稱譽此書建立了對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一種全新的、激進的理解；(12)雷福斯及拉比諾則認為此書仍有詮釋學的痕跡，傅柯要到後來的著作才超越了這局限；(13)紓爾維頓認為傅柯日後所有著作的歷史分析格局於此已初見端倪。(14)雖然傅柯自己後來指此書其實是一部有關權力的論述，然而他並沒有在這裏明白的探討這問題。因此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作為一部探討癲狂的史學著作，《癲狂與文明》的確在方法學上有很大的突破，然而，日後他對此書的某些理念仍會作出修正甚至否定。
(1)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196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下文徵引此書，只在引文後以MC代稱，並標明頁碼，不另出註。
(2) "La folie n'existe que dans une societe," 載《世界報》第5135期，頁9，中譯轉引自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65。
(3) 有關Mental Illness and Psychology的討論，可參Pamela Major-Poetzl,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105-16.
(4) Roland Barthes, "Taking Sides," in Critical Essays, trans.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4.
(5)〈岡吉朗先生關於漢堡法國研究所主任米歇爾‧傅柯先生博士論文稿的評閱報告〉，中譯引自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頁172。
(6) Michel Foucault, "La folie, l'absence d'oeuvre," (1964) 後收入 Histoir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 (1972) 作為附錄。中譯引自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頁172-73。
(7) 見艾里邦：《傅柯傳》（巴黎，1989），頁137，英譯頁113。中譯引自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頁173。
(8) Michel Foucault, Folie et deraison, (Paris, 1961) vii-viii. 中譯引自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頁177。
(9) 參David R. Shumway, Michel Foucaul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42.
(10)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12.
(11) Jacques Derrida, "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31-63.
(12) Alan Sherid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06.
(13)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12.
(14) Alan Sherid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44.
Barthes, Roland. Critical Essays, trans.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Dreyfus, Hubert and Paul Rabinow.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196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Hoy, David Couzens. Foucault :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Major-Poetzl, Pamela.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Sheridan, Al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19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Shumway, David R. Michel Foucaul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
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北：時報文化，1995）。
六月 寫於 April 9, 2005 10:04 PM [讀書]∣大家說(14)∣引用(0)
我們努力生活，認真工作，拿應該拿的，想可以想的，謹小慎微的過日子，不求聞達顯赫，只想現世安穩。然而，即使這樣卑微的願望，往往也難以遂願。
總有一些時候，你覺得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活是完全不可欲的。於是你吞服大量悲傷，希望那個破碎不堪的自己長睡不起。可是，親愛的，請你撐下去，聽我為你講故事，講悲傷的、背叛的、愚蠢的、可笑的、不值得活的故事。聰明的，你聽出來了麼？對，就是因為幸福還沒出現，所以你要撐下去，給幸福一個機會。你最愛的人已經來過了麼？最快樂的日子已經遠去了麼？誰也不曉得，只有活下去，我們才知道答案。活下去，讓我為你講幸福的故事。
可是，親愛的，天快亮了，我的眼皮好沉重，先讓我好好睡一覺，晚上再為你講好聽的故事，好麼？
六月 寫於 April 7, 2005 5:31 AM [故事]∣大家說(11)∣早上逛到遠流綠蠹魚森林的聊齋，看到上個月的舊話題，有人問西西、黃碧雲、董啟章、倪匡等香港作家的作品是否都值得看，並頗感訝異「這些『小說』也會有讀者啊」，我先是覺得有趣，回頭卻感到強烈的現實的荒謬。把一時手癢留在那邊的留言先搬過來，改天真要來寫一寫這些我喜歡的作家。
「沒想到這些『小說』也會有讀者」？ 六月 (2005-04-06 08:52:23)
西西六十年代即開始創作，在小說形式與內容的創新試驗上，堪稱中港台三地的先行者，且持之以恆。八零年代〈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在臺灣《聯合報》刊出，廣為人識，獲得特別獎，其後作品也屢獲三地文學獎項。
董啟章，九四年以〈安卓珍尼〉和〈少年神農〉分別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和短篇推薦獎，九五年又以〈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現在正值創作的盛年，一直寫作不斷。
談華文界的科幻小說，大概不可能不談倪匡的衛斯理傳奇吧？
這些香港文人的作品都值得看嗎？呵呵，你說呢？
「沒想到這些『小說』也會有讀者啊」，這好像站在香港的銅鑼灣，說：沒想到這裡有人啊...... :P
黃碧雲我對不起妳 丟三落四六月 (2005-04-06 09:15:02)
呵呵，竟然忘了黃碧雲：
這個「揚眉女子」，她的《媚行者》獲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好書推薦，《烈女圖》獲中國時報1999年開卷十大好書獎，《無愛紀》獲聯合報年度讀書人獎，《後殖民誌》獲聯合報讀書人2003文學類最佳書獎......
註明一下，這些，都是隨手在博客來和金石堂等網路書店抄來的，呵～
六月 寫於 April 6, 2005 1:55 PM [胡說]∣大家說(8)∣引用(0)
